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河、海之间的自然条件与天津城市发展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关系：是通河达海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坐标，最初界定了天津的城市属性、空间布局、历史地位、文化特征，最终形成天津直至今天的“海河—津滨”城市发展轴心。“河海之间”加上“海河—津滨”的时空轨迹、城市轴心，是探讨天津城市发展和文化构成的主要参照系，其中蕴含了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底层逻辑。作为天津的“母亲河”，“海河”的名称本身也很好地标示了这种“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基本特色。

不过，这里“河海之间”的“河”，首先是指京杭大运河。运河实际上是内陆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一方面，运河及沿着运河形成、兴盛的城镇，比如杨柳青等，代表着天津内陆河运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空间边缘与文化维度；另一方面，天津的海岸线和沿海港口，比如军粮城，代表了天津作为海港城市深具海洋文化这一文化历史特征的另一维度。在这二者之间，海河作为津滨双城之间的联络通道和城市发展主轴，彰显了天津之所以为天津的根本要素与文化特质。至少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天津城市发展，其主要轨迹就是在这条“海河—津滨”的轴心上移动：从唐代军粮城作为海港城市的崛起，到港口沿着大直沽、三岔河口逐步内移，天津逐渐“沿海不见海”地走向内陆化；再到上世纪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功能区域建设、新世纪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津滨双城规划，彰显了从“海”到“河”、再从“河”到“海”的空间位移和历史波澜。

历史是照进现实的镜子，同时现实也要求我们对历史作更加通透的认知。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主城区或核心区不断变动与迁移的现象不足为奇，比如西安。今天的西安主城区，主要围绕明代的西安府城垣地带发展、绵延开来，但从西周镐京、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唐长安城直到今天，西安城市中心地理位置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这些历史城区与现在的西安主城区都有远近不等的空间距离，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历史，在串联起半部中国史的同时，也带给今天的西安以更加开阔的空间格局认知和文化厚度。今天津滨双城的城市格局，可以说是全面再现了天津“河海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构成的本来面貌，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应该是解释“津派文化”的历史成因、谋划“津派文化”未来发展的主要参照。

因此这里所说的，不是简单地从历史沿革或行政区划出发，也不是从线性历史观念和单一因素进行的推定，而是需要一种自然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经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的融通视野和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的观念意识深刻影响着人们当下的认识层次与实践方式，反之亦然。对于“河海之间”的“津派文化”的特征与具体问题过去有过很多探讨，在今天需要的是面向未来，面对“津派文化”的优势和不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客观并适应今天需要的文化历史认知坐标。“河海之间”“海河—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将天津城市文化的认识视野延伸进中华文明的纵深时空，反映了中国大历史的潮汐，有助于重新认识天津城市发展大势，也有助于融通历史文脉，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守正创新、古今交融、昂扬向上、面向未来的天津城市文化，擦亮“津派文化”的金字招牌。

文化的力量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面对新世纪新时代的发展前景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天津也迎来发扬光大“津派文化”深厚底蕴的重要机遇。在“河海之间”与“津滨轴心”的文化历史坐标面前，需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在不断加大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恢复、重建、研究、开发、宣传的力度的同时，建议由相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梳理天津文化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外来文化之间的层次与关系，有序引导与深入推进古今中西文化元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高的层面上实现融会贯通与综合创新，让“津派文化”实现新的升华与新的发展，不断开拓“津派文化”新的文化实践领域，服务于今天的现实生活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从“河海之间”“津滨轴心”的历史文化坐标来探讨天津文化和“津派文化”，就不只是一项纯粹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工作，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是一项具有观念革命与现实导向作用的系统的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大天津”理念。“大天津”不只是空间和体量上的“大”，不只是核心区域的区划与幅员的简单放大，也不只是天津自身的“大”，而是契合着历史文化脉络，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视野当中，重塑人们关于“天津”的开放性、延展性、立体性的文化时空观念与文化地理意识，重建具有深广的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链接的天津历史文化的认识坐标，借此大幅度地拓展天津城市文化视野纵深与文化实践格局，从中华文明的整体出发来重构天津城市文化谱系，将“津派文化”带向新的时代，力争为天津城市文化发展建设发挥某些基础性的助力作用。